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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人和事的记录，把人和事的经验记录下来即为历史{9}。

以上材料来源于青锋：中国行政复议制度的发展、现状和展望，载《法治论丛》2006年第1期。怕诉，是一种普遍心理，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态度。

申请人撤回申请的11700件，占审结案件总数的17.1%。二我国立法对行政复议的定性是模糊的。[7]美国法官弗兰克法特云，司法不仅实际上必须公正，并且在外观上也应该保持公正的形象。根据行政诉讼法解释第七条规定，改变决定包括了行政复议法的混沌结构，即第二十八条（三）所创设的撤销决定、变更决定，以及确认违法并责令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等决定类型。[18]行政诉讼法解释第53条，第56条，第57条，第58条，第59条，第60条。

已审结案件中，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32748件，占审结案件总数的52%。由上述可知，相关立法对行政复议的定性是模糊的、混乱的。因此，有学者明确地宣称，八二宪法是一部叙事性宪法，是对中国各族人民奋斗成果的记载，是人民英雄的纪念碑，更是中国人民历史成就的光荣簿。

这为国家治理方式的转型提供了基础，立足于宪法的治理在此时成为可能。） 进入专题： 八二宪法 。而在八二宪法的三十年历史中，也确实对此做出了其尝试。（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法学院。

因此，虽然在这一时期内并非没有涉及到宪法领域的实践，也并非没有相应的秩序，但却与宪法并无太多联系。这意味着宪法仍然不通过在具体个案的司法审理中的运用来体现其效力。

1999年和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中，对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表述进一步强调了其意义并加强了对其权益的保障，对于分配制度中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也加以确认，而这些都反映出这部改革宪法作为对已经实施的经济改革的背书，推动着被视为中国奇迹的经济腾飞。经济体制的改革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推进了社会的全方位变迁。本文原载《社会观察》杂志2012年10月刊。从这个意义上说，八二宪法并不是一次全新的制宪，而是对七八宪法的大幅度修改。

这种需求首先通过学者的呼吁向外传播，随后也转化成为国家领导人的政治表态。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中央将向人大提出修宪的建议，将新宪法放在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以保障现代化建设这一层面提出来。学界普遍认为，五四宪法制定仅仅三年之后，就基本束之于高阁了。因此，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作为对文革中和文革结束初期所形成的现实政治状态的摹写，也就缺乏长期实施的基础，随着现实政治的变迁而迅速被修改。

在更为严肃而理性地对待八二宪法的文本尤其是序言的基础上，宪法被放在政治运行规则的厚宪法和政治理想和原则的薄宪法的视角下加以理解，潜伏于政治实践中的不成文宪法也开始被逐渐发现，宪法的表达和实践从而被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获得其现实中的生命。宪法司法化的挫折可谓八二宪法在其三十年历史中所遭遇的严峻挑战。

市场经济的建立，强化了对于法治的需求。但与此同时，也不会将这三十功名作为完美的现实。

在2001年著名的齐玉苓案中，山东省高院根据最高院直接援引宪法条文的批复作出判决，以宪法中对受教育权的规定支持了原告齐玉苓的上诉请求。八二宪法无疑带有鲜明的改革宪法特质，表现为强烈的改革问题意识导向，随着改革中的社会变迁而不断调整，以更好的回应现实需求。而对于距离最近的七八宪法，八二宪法也并未采取漠视态度，七八宪法中的原则表述和关于公民权利、国家机构设置的一些具体规定都在八二宪法中得到了吸纳。从参与了宪法制定的许崇德教授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学者与普通公众都对这一制宪过程投入了高度热情，对新的宪法充满了期待。夏勇教授就曾提出，宪法具有革命宪法、改革宪法与宪政宪法三种类型。在宪法以其法典和修正案的文本反映出社会变迁的同时，变迁的社会实际上也向宪法不断提出着更高的要求。

同时，对涉及国有和集体企业的经营自主权的规定作出修改，以充分体现市场经济的原则。它在把改革成果合法化的同时，也不得不改革自身。

这并非由于那一代人不如今天高明，缺乏先进的法治理念，根本原因在于，革命之后的中国处于建国与转型交织的历史背景之中，既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稳定的国家，更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加速完成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转型，从而常常面临历史吊诡所制造的矛盾与困惑。因此，自1982年以来，宪法四经修改，四个修正案之间平均五年左右的间隔正是中国社会变迁节奏的表现。

在这些具体的规则之外，更值得关注的是八二宪法的序言。即便对我们这样一个习惯于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维度思考问题的民族而言，这三十年也属于难能可贵的一个尺度，因为在此之前，中国还从没有哪一部宪法能够在这个长度的时段中持续发挥其效力。

当建国与转型之间所形成的这种张力继续发展，导致中国经历了更多曲折，直至表现为长达十年的文革时，宪法的作用就更加被淡化为对现实政治的一种事后的重新临摹而已。三十而立之后回顾三十年来的八二宪法，我们看到了其延续和相对稳定是中国社会相对成熟和稳定的反映，也看到了其随着社会变迁作出的调整回应了现实需求，因而感受到其成功。在许多具体的条文规定中，都直接恢复了五四宪法的相关表述，例如最容易被人们观察到的，就是国家主席重新出现于宪法规定的国家机构之中。除了社会转型提供了根本基础之外，另一关键因素就在于其是新中国政法传统的延续表达。

从政治决策层面来看，是与邓小平对改革开放的全面设计相联系的。这一案例直接激发了法学界与司法实务界对宪法司法化的讨论热情，但却不仅未能发展出后续的案例和中国式的宪法司法化制度，反而在2008年12月8日迎来了最高院新的一纸决定，以一句轻描淡写的已停止适用废止了2001年作出的批复。

而作为当时宪法制定工作主要领导人的彭真和直接负责人的王汉斌都明确宣称，八二宪法继承和发展了五四年宪法的优良传统和基本原则。变迁中的宪法八二宪法通过对此前宪法的继承与发展获得其生命力，基于新中国的政法传统而回应中国社会的要求，但如果仅仅是传统的延续，在时代变迁中也很难稳健地走到三十周年。

无论是明修栈道还是暗度陈仓，所寻觅的道路都试图引向让宪法更好地发挥其效力，以创建生活的秩序和意义。可以说，虽然历史的三峡尚未完全闯过，但最危险的激流险滩已经渡过，这时宪法之舵对于这艘平稳前行的航船才变得不可或缺。

这样一来，宪法在政治生活而非普通司法中更凸显其效力。因此，政治决断常常从最坏的可能性的角度作出，依赖于对具体时空条件下面临的国内外形势的判断，而不是宪法这一稳定的、一般性的规则体系。建国三十多年之后，虽然经历了种种曲折，但中国确保了国家的统一，没有出现天下大乱、全面内战的局面，也没有阻碍经济转型，基本建立健全了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保持了较为稳定的经济增长，为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准备了条件。因此，八二宪法虽然在许多方面表现出新的特色，显示出改革大背景下当时而立法，因事以制礼，但并不以祖宗不足法的生硬态度割断历史。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并被普遍认为结构和内容都较为合理的五四宪法，也未能在一个较长的时段中发挥其作用。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新的宪法，这部宪法典和此后四次宪法修正案共同构成的我国现行宪法，到现在已经进入到其实施的第三十个年头，迎来了或许在制定之初并未预料到的三十周年纪念。

1999年的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五条中增加了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历史传统的延续当然，应运而生并不意味着八二宪法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

八二宪法对现实需求的动态回应，最突出的表现也就是其对于国家经济改革的确认和支持，有关国家经济制度的规定也成了八二宪法中修改最多的条文。当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推广使多种所有制形式广泛发展时，1988年的宪法修正案及时确认了私营经济的地位，增加了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并由国家对其合法权利和利益加以保障。